舌尖上的重庆

《紫光阁》杂志刊文：适应新常态 迈向新阶段

作者：李伟 来源：紫光阁网 时间：2015-01-13

原标题：《紫光阁》杂志刊文：适应新常态 迈向新阶段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解读

在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做了系统阐述，对统一全党认识、指导今后各项工作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结合会议精神和自己的学习体会，谈以下三点认识。

　　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更高阶段的表现

　　新常态是我国经济运行渡过增速换档期、转入中高速增长后的一种阶段性特征。如果从后发国家追赶进程的长周期视角看，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符合后发追赶型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后发优势的内涵与强度、技术进步模式发生变化后的必然结果,其实质则是追赶进程迈向更高阶段的新变化、新特征。

　　后发优势是追赶型国家可以长期保持较高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然而，在追赶进程的不同阶段，后发优势的具体表现、蕴藏的增长潜力不同，从而带来经济增长速度、增长动力和经济发展方式及其结构的相应变化。在这一过程中，技术进步模式起着主导性作用。根据追赶型国家的经验和我国的表现，可以将追赶进程划分为四个阶段：

　　——起飞阶段。在制度变革或外部环境的触发下，后发国家开始脱离低水平均衡，向持续高增长转换。这一过程通常较快完成，但也有一些国家会持续较长时间。

　　——高速增长阶段。这一阶段，市场需求空间大，劳动力和生产资源供应充分，通过购买设备和其他技术引进渠道，企业很容易组织并扩大生产；在增量扩能的过程中，基础设施的需求及投资大幅增加。此时，大量剩余或闲置资源被有效利用，或从较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转向较高生产率的非农部门。在生产率和人均资本存量快速增长的同时，往往经历剧烈的产业升级和结构变化。基本特点是高投资、高增速，居民消费结构、城乡结构、出口结构等优化升级。我国过去30余年高增长，就是处于这样一个阶段。

　　——中高速增长阶段。后发国家与前沿国家技术水平差距逐步缩小，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专利的难度加大、成本提高。基础设施建设、居民消费、出口等需求增速逐步下降。生产要素供应紧张、价格显著上涨，早期简单外延式扩张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效率提高更多地依靠模仿创新和行业内企业间优胜劣汰来实现。

　　——中低速增长阶段。追赶的后期，与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水平进一步接近，大部分后发优势都已释放。传统市场空间已经饱和，生产要素价格大幅上涨，依靠技术引进和模仿式创新很难消化企业投入成本上升带来的压力。企业开始尝试前沿创新，通过创造全新商品和技术路线、构建新商业模式等获取高额利润。

　　四个阶段的更替是渐进的过程。前两个阶段经济发展更多依靠数量扩张，后两个阶段则更多依靠质量提升。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落后国家都能成功地实现经济起飞，如长期落入“贫困陷阱”的某些非洲国家；也不是所有开启追赶进程的国家都能完成整个追赶周期，中途掉队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拉美、东南亚的一些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等。

　　在经过了30多年的快速追赶、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入中高速增长阶段之后，我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没有改变，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后发优势仍然是我国保持较快发展的基础性条件。与前沿国家相比，我国发展差距依然很大，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的八分之一，蕴藏着较大后发优势。突出表现在：新增劳动力数量虽然下降，但劳动力总量丰富、成本相对较低，现有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提升空间较大，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劳动力供给相对增；物质型生产资源供应紧张，但资金、知识、管理经验与之前相比均有明显增长，供应链的效率和覆盖面具有较强优势；虽然市场空间有所缩小，但与前沿国家相比，不论在基础设施、制造业更新投资，还是居民物质及文化消费提升等方面，都仍有较大的需求增长空间；制造业内部拥有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率的潜力，通过模仿创新和应用型创新提高技术水平的空间；培育本土跨国公司，走出国门寻找、发现和整合国际创新资源，提高技术水平的进程尚处于初期发展阶段。

　　后发优势的存在，意味着我国具备实现挤压式增长的条件和空间，能够将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中高速水平上。在1978—2012年的35年间，我国GDP年平均增长9.8%。在不考虑“三经普”GDP上调的情况下，若今、明两年经济增长分别为7.4%左右和7%左右，则“十二五”期间年平均增速可达到7.8%，高于7%的预期目标。实现十八大报告提出的2020年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十三五”期间保持6.5%的年平均增长即可。

　　与此同时，进入新常态后，后发优势的内涵、供给和需求条件发生变化，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等也将相应转变。从增长动力上看，由主要积累物质资本向积累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转变，由主要依靠投资向主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转变；从比较优势的利用上看，由主要依靠初级资源向依靠技术、资本、管理等高级资源转变；从政府角色上看，从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向培育、优化经济环境转变。我国经济正在和即将发生的变化，表明追赶进程将迈向更高阶段，既是从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高速增长阶段的转换，也是从数量扩张型追赶向质量提升型的转变。

　　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我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符合后发国家追赶进程中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结构变化等方面的典型规律。但是，作为转轨经济体，我国经济发展也有鲜明的特色。比如，转轨经济的改革红利助推后发优势释放；竞争性地方政府加快追赶进程，但也带来潜在风险；发展不平衡蕴藏追赶空间，多种增长模式将同时共存；超大规模带来特有的机遇和挑战等。正因为这些特点的存在，我国挤压式增长的速度可高于历史上所有的后发国家。也正因为这些特点的存在，进入新常态后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矛盾和风险也可能更加突出。

　　财政金融风险逐步显露。高速增长阶段，由于潜在需求旺盛、资产价格持续上涨，粗放增长模式下的一些矛盾和风险容易被掩盖和吸收。进入新常态后，伴随着增速下行和结构调整，原有的风险化解机制难以继续生效，而市场主体的行为则很难及时做出调整，这时原来被掩盖的矛盾和风险就会显露出来。比如原先可以盈利的制造业企业可能因为成本上升或需求不足而出现全行业亏损，长期积累的房地产泡沫可能因为需求的收缩而破灭，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善于运作的土地财政模式也可能因为房地产市场的变化而难以为继，等等。这些问题最终都会在财政金融部门暴露。调控得好，可以把风险控制在局部较小的范围内，并通过一定时期的调整逐步化解。而一旦调控措施失当，局部风险就有可能演化为系统性风险，从而对整体经济的稳定造成冲击。

　　新旧增长动力的接续出现断档。最近几年，伴随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增速下行，关于我国经济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很多。然而，与拉美、东南亚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不同，我国在增速转换时期的工业化水平较高、财政金融风险总体可控、出口产品丰富、国内市场规模巨大，出现追赶进程中断的可能性极低。但是，如果未能有效培育增长新动力，增长潜力不能得到充分发挥，实际经济表现远低于潜在增长率水平，可能会出现像日本上世纪80、90年代“增长性衰退”的状态。新常态下，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关键靠创新，而适宜的创新环境要靠政府来营造。更为重要的是，从全球资源环境状况来讲，我国不可能在因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范式的情况下实现现代化，而必须通过创新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从客观条件来讲，我国人才资源丰富，科研教育基础扎实，具有巨大的通过创新驱动发展的潜力。但长期以来，由于教育体制、人才体制、科研立项、经费管理等方面存在弊端，严重制约创新驱动发展潜力的发挥。这些问题不解决，新的动力就难以形成。

　　宏观经济平衡的难度加大。随着增长速度、动力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宏观经济运行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调控目标间平衡的难度加大，如果处理不好，将影响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一是平衡物价和增长的难度加大。高速增长阶段，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强。但是，加工贸易可以转移部分需求带来的价格上涨压力，出口高增长对普通居民更加关注的CPI的影响较弱。投资对短期的物价上涨带来压力，但在中长期可以形成生产能力，有利于平抑物价。在过去的10年间，平均来看我国经济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局面。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更多依靠消费拉动。消费快速扩张，经济增长才能提速，但物价上涨的压力也会随之加大。二是平衡收入增长和GDP增长的难度加大。高速增长阶段，通过从农业向工业转移，劳动效率大幅提高，劳动者收入增长速度加快。过去10年，农村居民人均实际收入提高是推动城乡居民整体收入增长的主要力量。进入新常态，结构调整带来的效应减弱，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将放缓，不利于整体收入增长。另一方面，随着劳动报酬占比提高，将挤压企业利润和投资能力，影响到经济增长速度。三是平衡就业和提高生产效率的矛盾加大。今年我国已超越日本成为机器人采购量最大国家。随着“机器换人”的快速推进，制造业领域大量工人将不得不谋求新的岗位。房地产行业在过去10年间保持了超过20%的增速，随着其增速趋势性下降，房地产领域的大量建筑工人也面临寻找新岗位的压力。与以往不同的是，未来更多的岗位将出现在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领域。与在工业内部的岗位转移不同，劳动力岗位转换的难度加大。

　　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增加。国际经验表明，当经济发展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不仅经济问题会更加复杂，政治、社会问题也会更加突出。这是因为，发展初期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是解决温饱问题，增长成为解决矛盾的主要途径。而当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之后，人们就会对公平、正义提出更高的要求，相应的政治诉求也会不断提升。过去长期存在、但并不突出的收入差距问题、腐败问题、环境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社会信用缺失问题等，都有可能成为引发社会动荡的诱因。一旦社会稳定局面不能得到有效维持，追赶进程就会中断，增长会受到较大的影响。

　　努力把握新机遇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大趋势。深刻认识新常态，积极适应新常态，正确引领新常态，努力把握好新机遇，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做好各项经济工作的大逻辑。
　　宏观经济稳定是新常态下处理好各种关系的重要前提。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发展方式、动力、结构和风险状况都会呈现不同于以往的特征。在新的条件下，自然要求经济工作要有新思路、新办法和采取新方式。必须看到，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向集约转变并不会一帆风顺，增长动力新旧转化可能出现青黄不接，经济社会风险可能会集中显露和释放，这些都对保持宏观经济总体稳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如果宏观经济短期出现大幅波动，那么各种经济关系就会绷得很紧，不仅无法为推进各项改革创造条件，还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甚至使多年来的发展成果遭受重大损失。中央连续三年坚持“稳中求进”这一总基调，根本用意正在于此。新常态下，“稳”是基本前提，“进”是根本出路。

　　新常态蕴藏着新机遇。新常态自然是新挑战，但也蕴藏着新机遇。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经济结构调整难免阵痛，难免会有企业被淘汰，会有职工失去工作岗位，但调整成功了就会提升资产质量，提升产业结构，并创造出新的工作岗位和更大的价值。一些传统产业需求虽然饱和了，面临转产调整，但一些新兴技术、新的业态和新的需求正在涌现，供给创造需求的空间巨大。国际市场对我国传统出口商品的需求增长虽放缓了，但我们利用装备能力、产业配套能力和资金输出等优势，在新一轮国际分工中，迎来了向产业链中高端迈进的历史机遇，我国产业、品牌、资金和人才走出去潜力无限。保护环境、治理污染表面看会增加成本，但提供需求快速扩张的生态产品，走低碳、绿色发展道路，环保技术、新能源等领域则会带来新的增长动力。必须看到，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的必经阶段，而实现这一阶段演化的重要标志：一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阶段性任务基本完成；二是结构调整及发展方式转变取得实质性进展；三是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基本形成。从而使我国经济进入健康、稳定、持续的长期发展阶段。

　　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开放是适应新常态的根本出路。经济发展方式要真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发展动力要切实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最根本的出路还是深化改革开放。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过深水区，加快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要坚持问题导向，推出既有利于短期发展、又有利于长远制度安排的改革举措，继续抓好各项改革方案制定。充分尊重和发挥地方、基层、群众的首创精神，从实践中寻找最佳方案。切实抓好改革措施落地，加大协调力度，强化督促评估，落实督办责任制和评估机制，真正让群众来评价改革成效。面对对外开放出现的新特点，必须更加积极地促进内需和外需平衡、进口和出口平衡、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平衡，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积极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积极倡议、参与和推动新一轮国际经济秩序的改善与调整，为我国经济发展争取更为广阔的空间和更为有利的外部环境。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扩大服务业市场准入，进一步开放制造业，推广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经验，稳定外商投资规模和速度，提高引进外资质量。要努力提高对外投资效率，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优势产业走出去，开展先进技术合作，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推动我国对外开放迈向更高水平、更高阶段。

　　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坚守底线的基本着力点。国之大计在于民。在新常态下坚持守住底线的关键，是坚持突出民生为本，必须做好“兜住底线、改善机制和完善社会治理”三篇重大文章。只有民生得到了保障，经济社会才经得起风吹雨打。就业是民生之首，在我国就业总量矛盾有所缓解、结构矛盾较突出的背景下，做好就业工作，要精准发力，确保就业总体稳定。同时更好发挥市场在促进就业中的作用，鼓励创业带动就业，提高职业培训质量，加强政府公共就业服务能力。按照“公平性、流动性、可持续性”的总体要求，积极推动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安全网建设。在新常态下，既要尽力而为，也要量力而行，多做些雪中送炭的事，更加注重保障基本民生，更加关注低收入群众生活，更加重视社会大局稳定。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经济，加大对基本公共服务和扶贫济困工作的支持力度。要更多面向特定人群和人口，实现精准脱贫，防止平均数掩盖大多数，力争全国各地区各民族一道迈向全面小康社会。（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